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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货币存量-GDP”的荒谬算法下的“天量货币剥夺老百姓购买力论”。这一荒谬说法起源于2010 年11月前后的物价上涨。大概分几个阶段，最早是春季时期深圳一带的以进口婴儿奶粉为代表的南下香港购物论，香港物价比深圳便宜论；期间有几轮游资炒作辅助性农产品浪潮，代表的是绿豆和大蒜，其中“豆你玩”和“蒜你狠”已经略有媒体操作的痕迹，到这一年夏季时候食糖因为季节收成和收割工的收入要求提高而上涨的时候，“糖高宗”的媒体故意操作就非常明显了因为中国百姓一般不怎么吃大量的白糖，所以对于食糖价格并不敏感，糖高宗几乎是被生造出来的；再下来是11月下旬以蔬菜价格为代表的上涨，掀起了“2010年的中国，100元还能买什么”的装模作样的媒体大讨论，可笑的是翻开他们的账簿，大部分东西15 年前价格是一样的，甚至现在的价格比当时还低（比如猪肉）；这个趋势蔓延到12月的时候，大概是哪个听了点新制度经济学皮毛的南方系小编一拍脑袋：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时无刻不是货币现象，所以一定是这个邪恶势力故意发了大量的货币，把大家的钱都给稀释了。这就有了把中国的货币存量M2 与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一年统计的流量）直接相减，然后说相减部分有若干十万亿元，因此中国货币天量超发，搞通货膨胀故意剥夺民众财富。

　　将“M2-GDP”得到一个剩余值然后断言该国货币超发，这种言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说这话的人是脑袋被驴给踢了。 M2（广义货币量）是存量概念，存在于社会上参与货币-商品服务流动的存量，而GDP是货币带动的社会经济一年运转的累积量，是流量概念，两者地位完全不同，怎么能放在一起相减？南方系小编辑缺乏起码的数理逻辑能力，但不妨碍他们发动民粹主义狂潮，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逼着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出来“解释”。其实，M2与GDP之间的关系与货币流通速度有关，因此只有谈论M2除以GDP才有意义。而货币流通速度与一国传统的支付习惯、支付制度体系有关，中国的货币存量相对于带动的GDP一致比较高，M2/GDP长期保持在1.5-2之间。那么2001-2009年南方系为什么不去说货币超发偏偏在 2010年底大谈货币超发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M2包括了银行存款，商业银行信贷在里面是有创造货币的功能的，换句线并不是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的（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控制的是M0，其余部分和海绵一样，弹性是比较大的，经济火热往往信贷冲动大，M2就高，反之，则M2相对低）？南方系是不看历史，不讲逻辑的，货币超发论把这点暴露的淋漓尽致。

　　值得稍微提一两句对于物价上涨问题的认识。如果把中国最近十年的CPI曲线走势图画出来，你会发现它其实呈现两群凸起的特点（2003年一个鼓起，2008和2010年两个鼓起）。从执政的90年代末到2002年，中国的物价一直是往下走的，2003年是第一群高峰，当时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出口大发展和国内重化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一扫90年代末的阴霾局面，踏入新一轮中国的黄金发展期，对于物资、能源的需求暴增，也拉动了当时粮食价格的上涨，然后是延续四年多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2008年和2010年分别有两次高峰，预期2011年上半年还会有一次高峰，那么这一时期的拉动因素是什么呢？经过五六年的持续黄金增长，中国与海外经济的关系非常密切，海外原材料的价格会深刻影响我国，同时，我国国内CPI的主要构成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日渐表现出专业化、集中化的趋势，因此凡是能够有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就能够对我国的CPI发生影响，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价暴涨，用于猪饲料的豆粕和用于食用的豆油价格随之飙升，影响了猪价，同时国内生猪的饲养在前几年猪价低迷下不受鼓舞，又有当时的猪病传播，导致生猪价格暴涨，因此08年的CPI是一个高点，随着新的生猪的供应，2009年中国的CPI就回落了下来，2010年的CPI，最开始主要是游资炒作副食品小品种，是浙江一带的游资的投资流向引导问题，到11月份，蔬菜价格暴涨，一方面，CPI每年的结构都会变化，反映居民的生活变化，蔬菜占CPI的比重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的蔬菜供应已经不是过去农民自家种植然后拿到菜市场或交由小菜贩去卖了国内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农业走向专业化，所以中国的蔬菜供应是由南方的云南、海南等几个气候条件特别适合批量生长的地方集中提供的，恰好2010年冬天特别寒冷，影响了南方蔬菜生产基地的蔬菜生长，同时冰冻影响了交通，这就使得各地菜市场的蔬菜供应减少，导致菜价暴涨，应该说中国政府是很负责任的降低了中间环节的费用抽取的，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那么为什么2011年春夏之交CPI有可能上涨呢？那就是国际粮价不断上升，可能导致某些品种的国内价格开始联动，同时2010年上半年的物价是一个低点，两相比较，作为增长率的CPI就有可能创出新高。在2010年年底，除了蔬菜、白酒等饮食用品外，其他物品上涨相对没有那么多，这是一个特点。

　　但是反过来看，如何认识农产品价格为代表的本土物价上涨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在 90年代，一方面粮食价格维稳，保持在低价上，另一方面中国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使得中国本土的广大居民收入如同安了一个铅锤一样，很难起来，中国整体居民的收入提高，必须通过让广大内地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提高实现，目前农村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甚至可以认为，未来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过去几十年宣传的人口过多问题，而是人口过少和老化的问题。中国的路径是，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欣然离乡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通过农村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集约化专业化农业生产。人口的格局走内地全面兴起下的内地城镇化道路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农业集约化生产也已经在蔬菜等领域初现端倪。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要提高，一方面靠的就是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其他产业，另一方面靠的是农产品在整个价格体系中相对价格水平提高，占有更多的购买力份额，分给分流剩下的农业人口。在这种东亚国家必然采取的解决方案下，农产品的价格提高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中产阶级既想享受西方人的收入，又想享受中国90年代继承下来的相对畸低的农产品（以及铁路等公共交通服务）价格，还想轻轻松松用极低的人力报酬雇农村小保姆服侍自己是不可能的，看看韩国日本的食品的相对价格体系就知道了未来的大致方向了（当然，中国未来的食品相对价格不会像韩国那样因为盲目追求身土不二而畸高）。在这方面，站稳立场，理性诠释，对于南方派掀起的民粹拉扯不动摇，是中国执政者必须练好的基本功。

　　10 2010年年底到2011年1月初，连续发生“让子弹飞”、“钱云会”案和“主席视察-77元租客”案。《让子弹飞》这部电影的火爆，被南方派解读为人民群众渴望通过看电影的方式发泄造反心理，社会暗潮涌动。这部电影，应该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上层建筑领域缺乏和物质基础相对应的文化产品的问题，中戏、北影等地也难以生产出能够和大时代背景相匹配的文艺人才，这才有中国的所谓大片们还在津津乐道于百年前中华文明低谷时期的土匪剧，以及中产阶级自我感觉遥相呼应的造反意淫。钱云会案件和“77元租客”事件，则是一个标志，这标志着南方系通过微博煽动的末世情绪，已经到了自己都控制不住，难以收手的境地。而这两件事因为真相洞开后与南方系主导的故事正好相反，又分别是比较典型的南方系自我打脸的事，因此南方系左右权衡，确定刹一刹车，这才有南方都市报在77元事件后主动上门去核实77元廉租房存在的举动。通过一年的折腾，南方系的已经进入悲情疲劳期，再想抽打 “自杀中国”的陀螺已经抽不起来了，这时振奋国民精神的歼-20“黑丝带”横空出世，南方派憋了几个星期出来一篇酸溜溜的“隐形爱国”，强弩之末十分明显，看来，转折点即将来临。

　　在南方系历来青睐的知识领域，他们主动策划，发动的对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抄袭指控”案。此事乃接轨派主导的某基金会指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的写手策划，再加上海季风书园，豆瓣网站上活跃的某些人聚集在一起，以小资、文青圈子为发源地，南方系众报刊为放大器，试图通过煽动老百姓的民粹情绪，为他们所用，发起一次剿汪运动。而且炒作一次（4月）没炒起来，还要接着炒第二次（6月），不料这样下作的手法让文化学术界的正直网友忍无可忍，自发围魏救赵，揭露南方派拉拢的学术阵营中的带头人朱学勤存在十分严重的抄袭现象，把第二次炒作回击了下去。 2011年年初，以复旦学术委员会宣布朱学勤无抄袭为由头，南方派又要借机作浪，文化学术界正直网友再次回击，发起签名运动，南方派这种公然党同伐异的做法，与其自所谓的自由主义对照，让人贻笑大方。

　　讨伐汪晖教授其实延续的是南方派一贯的中国“左右”之争。正如笔者指出的，在中国，左右之分已经十分混乱，毫无意义，更适合以中国派与反中国派为界。南方系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称，但其实从他们的操作手法、套路来看，与国际上整天搞事情，搞运动，搞潮流语言暴力来看，“何不食肉糜”的西方文化是一条路子。因此，南方派横跨了接轨和文化两个领域，在中国，这两个领域的共同特点都是对于中华文明毫无信心，不愿意给予中国人自信，要否定中国的任何成就，并在最近几年，越来越频繁的试图制造事端，以求推翻政府。南方系延续左右之争发动的攻势还包括围绕着重庆的三个事情，一是2009-2010年年初的李庄案，一是2010年10月攻击重庆公安界的“双起”案件，最后是围绕着重庆和成都两个不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南方系捧成都贬重庆的舆论操作。这后面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笔者就不多说了。此外，对于陕北神木县的郭宝成前书记，南方系也正在策划进攻（主要操作是对郭书记过去的下级进行老案新翻，这种操作十分不常见，用意非常明显）。南方系这几个继承了 80-90年代遗留风味的操作，与百姓的生活差距离的太远，除了他们自娱自乐以外，自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呼应。

　　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海外华人保卫火炬事件和汶川大地震后的全民支援中，南方派在民族问题、赈灾问题、海外事件问题上屡屡失手。2009年，除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外，在这些线年，随着几起事件，南方派再次跃跃欲试。首先是带有潜在民族分裂色彩的事件：2010年晚春的玉树地震，南方派配合国外传媒，大肆报道“救人”，制造中国政府不救人，当地靠宗教信仰救人的印象，其实，这些都是在一边呆着，等官兵差不多快救到人的时候，一拥而上，摆出救人的姿势，让国外媒体和南方派媒体照相。南方派对于玉树报道的总方针，是要通过突出当地藏族人的自我救援，展现宗教的“慈悲”，强化“（大）西藏地震”而不是“中国地震”的形象，进而给势力加分。随后匹配的是信奉佛教的李连杰的“壹基金”的操作，通过渲染壹基金与现行80年代继承下来的法律制度的矛盾冲突带来的麻烦，大造国际NGO声势。壹基金从成立起，就和美国好莱坞的品味取向高度一致，而好莱坞的这批美国演员自由派（美国）们在西藏问题、“低碳”问题（所谓“乐活族”）、非洲达尔富尔苏丹问题上的立场是总所周知的，简而言之，就是认识肤浅（如对于西藏问题、苏丹问题、所谓“全球变暖”问题），开出的方案没有实践意义，最后变成作秀，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本性。大搞西方文化强调的慈善活动，是南方派的重要动向。

　　再下来是借机会找题材煽动草根造反，主要包括两件事情，一是风波后的内地反日，一是上海大火风波后的上海群众纪念罹难人员的街道聚集事件。前者因为主要是境外势力插手，南方派本身，和群众的反日情绪有一定距离，所以可能并没有怎么卷入，但后者就很明显了，因为上海本地的小资中产氛围比较浓厚，被认为是天然的温床，这个事情在一时间被赋予了“上海人含着眼泪忍无可忍要爆发”的序曲的期望，并有许多在微博等中产-学生媒体渠道活跃的人有意进行信息的散发。上海高层楼房大火其实本来是政府要做点好事，想给大楼增加保温层，在易燃物堆放方面管控的本来比较严格，结果世博会管控期的交班期，崩了很多天弦的神经刚缓下来，遗漏了这个工地的易燃物隔离，违规作业出了这么一场悲剧，对于上海当政者当然是当头一棒。对于这个事情，既要追究责任，也要站住立场，事故就按照事故处理，避免出现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末那样被有心之人借着你自己根基不稳顺势拉倒的情况。

　　在境外事件方面，南方系在2010年的总方针是在末世情绪的渲染下强化“权贵-平民”的秦晖理论和“我为美军带路”的带路党理论。 2010年5月，朝鲜半岛爆发天安舰事件，则其实很可能是美韩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朝鲜在2010年没有精力去折腾这些事情，这从2010年金正日两次访中，参观铁路机车厂，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最盛大的阅兵仪式并给予特殊的观礼位，朝鲜在延坪岛事件后主动退让都可见一斑：朝鲜在谋求加速与中国经济融合），是东亚美消中起的大背景下韩国亲美派挣扎着进行投机赌博的一次表演（事件则是以前原诚司为代表的日本亲美派的一次投机赌博这家伙特别喜欢接受采访以便作秀），但这不妨碍国内陷入自我疯狂状态的南方派群体及其知识分子进行特别愚蠢的解读，这就是“带路党”的出现。所谓带路党，指2010年夏天美韩黄海军演时，自称要为美军进攻中国带路的人群，这的确确有其人，其首创者是南方派吹捧的“公共知识分子”傅国涌。为了讽刺这群人，军事论坛的网友们就用各种各样的猫制造了“盼王师”众猫像，成为2010年的民间舆论一景。

　　在“权贵-平民”理论方面，秦晖的理论被南方派相中多年，全力吹捧，在2010年成了一个框，什么事情都往里面装。所谓秦晖理论，就是“一切都是权贵错”，这大概是秦晖在2002-2003年左右形成的观点，由此衍生出很多理论，基本上都是反中国，否定中国任何成就的，中国进入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前，秦晖就说中国会和一战前的沙俄帝国（沙俄在一战前有斯托雷平改革，在当时国际资本输出下是法比资本的输入国，工业化突飞猛进）那样崩溃，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就说“低人权”、“负人权”造就的竞争优势，同时和他那位自称东欧专家的夫人金雁说东欧经济发展比中国好，比中国更平衡（到2009年东欧经济危机之后就没声音了），等到全世界危机后中国率先反弹拉动世界经济往上走的时候就开始说“无道德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这秦晖教授和海外的那个章家敦一样，念念叨叨有10年了，也实在是不容易。与此类似的另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清华社会学系的孙立平，这个人是所谓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发明人。这类理论经过南方系小编们的简化，就变成了“权贵和平民（屁民）”们的零和博弈理论，思路很简单，就是权贵总是赢家，吃屁民吃的比较狠，屁民被逼近了终于大旗一举造反了，我们南方派就要站在屁民的一边，走上街头，推翻“权贵”政府。在这一年的海外事件中，第一件倒不是政府颠覆，而是波兰的那位“平民总统”在俄罗斯失事事件，历来亲“民主楷模”波兰的南方派立即做出“今夜都是波兰人”的姿态，以罕见的多版面报道了这次事件，同时南方系门户网站有意制造大量伪信息，意在制造波兰总统廉洁而中国领导人豪奢的形象，这件造谣事情被ANTI-CNN曝光，腾讯为代表的南方系门户网站对ANTI-CNN先后进行了威胁和拉拢。楼主：好久不来TY时间：2013-01-07 22:46:39除了这些比较草根的煽动性事件之外，比较“高雅”的小资舆论策动也有一二案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等特殊的发达地区和北上深等中产密集的区域。前者的代表，是“保卫粤语”运动，保卫粤语运动主要有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09年底到2010年年初，发源自香港，是配合当时的香港菜园村反高铁运动的，第二波大约在广州亚运会期间，起因是征集的会歌采用普通话而非粤语歌曲。其实，粤语是中国所有方言里面势力最强大，最不应该忧虑“灭亡”的方言种，珠三角及广东其他地区的方言，如客家话，那才是真正有后代逐渐忘却的危险而他们恰恰是让位于粤语（白话）。之所以有所谓保卫粤语的来自文人的运动，其实是经济基础的反射，在香港，这是对于香港地位边缘化的忧虑，在珠三角其他广东本土人士为主的地区，则是对于中国经济地理在全国发展的背景下全面调整，中国不再倚重珠三角一地的低端加工业，广东本地农村村民（地主）不再能够坐收工厂厂租等送上门的渔利的内心的不安。期间，龙应台鼓吹所谓“粤国”理论，打算策动珠三角地区的文化独立意识，最终脱离中国这个“邪恶大帝国”，还有一些文人写香港历史感悟，从古南越国的图腾一下子跳到英国殖民者的恩赐，中间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主体历史被一笔抹掉。这些虽然在硬实力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文人意淫，但却要注意他们对于年轻学生的潜意识影响。后者的代表则是对于铁道部的围攻，围攻除了2009年年底对于武广高铁混杂其他交通运输部门利益集团的攻击之外。2010年的进攻主要有两批，一次是年中，夏秋之际，由金融时报等海外媒体发动，主要在技术来源（所谓“偷窃技术”）和经济周转问题（所谓“债务泡沫”）上做文章，南方系、财经系报刊群起相应，再接再厉，出口转内销，发动国内舆论配合。2010年底-2011年初，在2011年底，在中国铁道进入全面飞跃的时期，铁道部长除夕连续十多个小时不下火线，坚持试验高速机车头性能的时候，我们的南方派先是抓铁道部宣传口宣传笨拙来制造“退票规定”事件，随后又大肆制造春运难的舆论声调，试图湮没我国正在发生的铁道大革命和经济地理大革命。其实，令人兴奋的真相是什么？只要大家略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春运不再高度集中于节前节后，而是逐渐向距离更远的两端延生（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更早从珠三角和一线城市回家，有更多的人更晚回到一线城市和珠三角），而人流的发送和到达也不再聚集于少数几个聚点，而是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趋向于均匀分布。甚至包括我们东部地区的快递在春节期间出现运输困难，找不到人，这说明中国内地经济在全面崛起，人们有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人们应该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机遇的扩大感到高兴，而不是像一些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怨天尤人，埋怨没有人服侍自己。什么是春运？春运起源于80 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全国人民下广东，奔海南后，中国形成畸重东南的出口加工型产业格局后形成的人口在中国特定佳节时刻的钟摆式大迁徙，迄今不到20年，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形象反映，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全面崛起和铁路在2004年以后的跨越式研究和发展的硕果逐渐在2009-2020年集中变现，中国的经济版图和人口分布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而笔者预计在6-8年内，春运现象将逐渐淡化乃至平复、完全消化。人们工作地点将有更多选择，一次旅行的距离不会那么长，而频率则将大大增加，中国经济将在铁路客运和货运革命的带动下全面爆发。至于更早之前的债务问题，且不论对于未来客流量的真正准确预测，以及铁道对于沿岸经济的拉动功能，就算出现账面货币流转问题，早在2008年，笔者所做的《货币循环理论》中，就已经针对发展的经济体中的货币注入客观需求，以“高铁货币论”解决了这一财务的表面问题。

　　从2010年底-2011年初的南方系生拉硬拽（很大程度上借助今年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又遭遇一次冰棱式冷冬的机会）铁道部的情况来看，他们希望影响的一大批群体主要是高校学生群体中，存在一个典型特点，即对于社会问题的真正焦点没有概念，往往某个社会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高校学生群体却不知道已经解决，而某个社会问题正在酝酿过程中，而高校学生却没有意识还一股脑子往那个陷阱里面钻，形成了连续性的迟滞。比如，到2008年左右，中国高校学生舆情调查中，农村问题仍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问题的首位。其实不同于90年代末，中国农村因为人口转移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接近完成，农业执法出现的集约化生产已经开始出现，以及内陆小城镇发展导致各种机会勃然蓬发，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就业去向问题，以及农村生活水准的提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在内地全面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生活要求提高的趋势下能源网络的进一步建设问题等等。在这方面，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专家和积极舆论相结合，用群众、青年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手段，向全民普及基本知识，增强识别能力。

　　如果对于动漫等文化产业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目前国内的大量具有自我颓废意味的词语，尤其是其中不少带有性意味的词语，多半来自于日本。日本是一个内部紊乱而衰落的国度，其中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人口结构老化，加上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没有改变，泡沫经济破裂，整体社会十分压抑，在各种变态的生活表达中寻求解脱。其突出的社会结果，是年轻男性的普遍萎靡化、女性化或中性化。今日本年轻人群中流行所谓“草食男”和“肉食女”，男子柔弱不堪，全无阳刚之气，女子不承担养育儿女的正常社会角色，整个社会御宅族、尼特族（关闭在家到中年也不和外界接触）等种种奇怪心理病症者十人居其一。从国际关系的好处看，似乎是给我国减少了一个威胁，从坏处看，则是我国的前车之鉴。而日本的种种词汇输入到我国青少年中间，是一种衰落文明的进口二手货，可谓精神洋垃圾，文艺腔、变态腔满天飞，简单一句话，乱搞。

　　源自日本以及部分源自欧洲的种种图画作品、思想产品的输送，在我国起源于高等外语学校或综合性大学外语系的日语系和法语系的女生人群。例如日本“耽美” （男同性恋主题动漫，其主要观众是年轻女性，也称为“腐女”）动漫在中国的传播，即起源于21世纪初的北外和北大。网络发达以后，以形形的网络分享下载方式传播的此类文化作品几成泛滥之势。它可以糅合在台湾转销的图书影视产品里面，也可以包装在以种种理论（如一些过度的女性主义作品，一些主张为同性恋及其他非正常性取向辩白的学者的文章里）面貌出现的“高级思想产品”里面，用隐蔽的手段侵蚀中华文明的民族自信精神。如果一个民族相信了这些以阴柔之气，颓丧之气为主体的理论，并让它在未来一代中蔓延，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将是非常不利的。目前国际上陷入衰颓状态的几种文明，如日本、欧洲、俄罗斯，都是因为种种原因，从家庭这个细胞开始出现异动，逐渐走向自我解体和毁灭的道路的。日本是男女角色紊乱，欧洲是在各种形形的后现代理论影响下家庭由女性主导，俄罗斯则是酗酒和连续十年的贫困。值得说一句的是，在美国，这样的扭曲正常社会人性的和家庭婚姻相关的问题反而比较少，这大概和美国带有新教家庭伦理色彩的保守主义势力比较强大有关。看来，中国也需要有类似美国在伦理方面的保守主义那样的社会思潮的中流砥柱。

　　外国驻京驻沪记者在早先几年表达的中国形象，往往有点类似于好莱坞在9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的邪恶想象，比如他们比较喜欢拍（单个）的士兵或公安警察（“公安”这个词这几年用的比较少了，在90年代的时候则被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力量塑造成一个穷困而蛮狠的中国武人形象，见一些港片）等，一般穿墨绿色制服。大概在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表达“贫困+蛮狠”的公安形象是不太能代表中国了。最近几年，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就是突出中国 “大而单调统一”的形象，最典型的摄影构图，就是采取“团体操型重复式构图”，比如下面的这两张，还有一种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大山旁边小蚂蚁”型构图，用大和小的强烈对比来突出渺小，这些其实都是20世纪初黄祸、20世纪50-60年代蓝蚂蚁的中国人在西方的固有形象的21世纪新版本。

　　那么这些形象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呢？应该说中国有一些团体活动确实搞的规模是挺大的，不过摄影艺术就是心理模式，能让你的观感再放大好几倍。比如说这种“团体操”图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请看下面一组图，团体操图片的制作奥妙就是“去掉真实视野中的边界”，而摘取其中“内部的重复图案”，把他们单列出来，则视觉魔术是：人们往往会认为在边界之外这样的重复还会扩展好远，远远广于实际的边界。国家地理杂志1968年有一副著名的吴哥窟（巴戎寺）的图片就是用了这个奥秘，在一片重复的石灰色的佛塔中点缀一两个柬埔寨小和尚，造成“佛头森林”的感觉，但其实在真实的巴戎寺中你的眼睛无论如何是找不到这幅景色的。

　　另一个图像制作手法更简单，即采用单反片或者用电脑处理方法加剧单反化，还可以加一些LOMO化手法制造边框黑影，以达到加大浓郁色彩的目的，在要表现悲凉情绪或表达“有毒警告”时，使用暗色调的浓郁色彩能够强化视觉效果，这是大量NGO的图片制作诀窍。中国的污染问题很严重，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是用一种渲染式的手法来情绪化的表现悲情呢还是走解决方案的道路。有一套著名的《中国的污染》，2009年获得了国际国内大奖，拍摄者是一个住在纽约的文化，气息和进入中国的环保NGO相通，我就不说他的取材本身的概率放大性了，就他的多幅作品而言，很明显是用了反转强化的方法使得色彩更加浓郁而浓郁的色彩实际上会强化污染的视觉观感，折合毛虫的亮丽颜色会强化它“有毒”的道理是类似的。这套照片被绿色和平拿去，专门用于他们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陈述渲染。

　　应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工业化，中国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但污染问题是怎么个严重法，必须要澄清，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媒体圈尤其是南方派和互联网圈（外国驻京记者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几乎提供了所有“著名”的“空气污染”图片）在2010年的污染讨论主要集中于2010年 10-11月两次美国驻华使馆发布“北京城空气如同浑汤（dirty soup）”的时刻，于是大批网络“中产阶级”群起响应，大骂中国政府不给人呼吸的活路。问题就在于，这些严重的雾霾现象是谁造成的？北京的空气演变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

　　回到1984年，那是北京城里还有完整的老工业（今天的CBD、大望路一带都是工厂）的时代，这一年10月的阅兵，我们看看老照片，会发现它是一样的雾霾而且，像1984年国庆这样的灰蒙蒙的雾霾天气北京还线年来）。可见，北京的城市空气污染在最近30年来并没有很大的加重。但是，污染的来源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984年北京的污染源，主要是工厂和发电、采暖燃煤排出的烟尘。今天北京的污染来源，同样的发电采暖燃煤因为除尘技术进步单位密度耗煤的污染大大下降，但耗煤数量增加，工厂是基本搬完了，除了下风区的易庄之外，本地不存在工业造成的空气污染，因此最重要的污染源是机动车的尾气，尤其是其中的颗粒悬浮物。由此可以推论：北京必须限制机动车，那么2010年底的机动车牌照限制就是高度必要之举，偏偏这个举动又带来了南方派拉动的网络中产阶级一阵狂骂，那么请问南方派和中产阶级：你们治理北京空气污染的idea是什么呢？

　　中国目前真正需要治理的污染，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新工业区尤其是新办了工业的农村地区（高级的开发区比如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相对好一些，是有门槛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业污染是治理的重中之重。应该说纽约的那个华人拍的几个地方也的确是典型区域的污染。比如江苏、浙江的一些地区的污水，山西、内蒙等坑口电站的烟尘排放等。但我们到底是要表现一种可怜和恐惧然后宣布我们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工业化，回到那个田园生活吧，还是进行可行的减少污染、处理污染呢？我想真正可行的应该是后者。另外，中国需要在科研上花力气研究的，是最近几年出现的 “跨省型雾霾天气”（可以一口气覆盖从山东到湖南整个东部地区），这和大环境的大气环流有一定的关系，哪些污染物在里面起了凝结核、催化剂的作用，需要尽早发现。

　　类似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贫富差距。笔者认为，在21世纪头5年以前，中国都存在着还有大片绝对贫困人群的情况，到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200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之后，中国原来集中在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不严重，由于90年代自废老工业武功导致的东北城市的贫困现象在2003年东北振兴计划之后也得到了缓解，因此中国的贫富分化不像俄罗斯在90年代那样有绝对往下掉造成的分化，而主要是由于有大批人暴富导致的分化如通过持有不动产增值、2005-2006年以后的拆迁暴富等房产性暴富，2005年下半年股市复苏中国资本市场迅速膨胀之后，通过原来的非流通股上市和后来的上市前私募股权投资在上市后暴富（中国2009年以后的新股票发行市盈率过高过贵加剧了这种虚拟财富的爆炸式“创造”），也就是说，“富者更富”而不是“贫者愈贫”在中国贫富分化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不合理的富者愈富，尤其是和才能无关的富者愈富，会严重挫伤有才能的国民的奋斗心，必须加以纠正、遏制和打压，笔者倒是赞同中国搞一点高科技泡沫（中国股市的锂泡沫和LED泡沫确实有点夸张，不过还真的拉动了一大堆有名堂的各种规模的企业出现，竞争的确是你追我赶），让有才能的人可以多一些机会暴富，带动国民的创造力和自信心，也可以给过剩的社会资本一些出路。那么什么是对象呢？就是吹捧的对象。除了前文所谈到的几个“文艺型”公众舆论新秀（韩寒、罗永浩、柴静、醉钢琴刘瑜、）和港台的梁文道、龙应台之外，另一批重要的对象则是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了简便起见，以右翼经济学者团体称之。这些经济学家，多半坚持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可以分为诸多学派，在中国最热门的应该算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是香港的张五常，在中国大陆由周其仁代言。北大的两个著名的经济类院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光华管理学院是他们的大本营。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历史，这个群体兴起于90年代中后期，通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电信改革等当时的重大议题相继获得知识分子群体、部委群体、最高领导人的关注，极盛于21世纪初，到大约2003-2004年达到了顶峰，其中有不少政策是吸纳了他们的意见的（但更重要的领域没有走他们主张的路线年之后，中国进入加速发展期的时候，这批群体中有不少人反而一再踏错，结果其中有些人就慢慢变成了怨妇。到2008年之后，这个群体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很大意义上说，也分裂成了中国派和反中国派。

　　南方派因为延续了自己“”的历史传统，所以在经济话题上一直主张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崇拜美国的华尔街模式。他们在2007-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分惶恐，希望全力挽回理论上的败局。所以，2008年以后，南方派相关门户网站狂挺张五常，专门开专栏，“为青年解答疑问”，2009 年起，和南方系等媒体和知识分子过从甚密的中信出版社，就从旧到新出版了张五常的系列著作，并通过当当和卓越全力推销。但是很奇怪的是，到2010年，给张五常鼓劲的势头就弱了下来，这一年，央视播出了两部精心策划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华尔街》和《公司的力量》，调性基本是“西方蓝色文明就是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是这里面的主角，却是陈志武和吴敬琏。如果再留意仔细一点，你会发现，大约从2009年年底开始，南方派的重点推荐对象就从张五常转向了陈志武。我们取两者的百度指数来看，张五常在2008年下半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凸起，这其实是南方系为首的媒体特意为张五常造势，但最近一年多造势已经消失，主要靠自然延续维持，而陈志武可以说是完全生炒出来的，从2009年年底附近陡然上升。为什么会这样？

　　南方派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目的是在于指责中国没有搞新自由主义经济，中国没有跟着西方的老师走，中国没有这样走是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劣等的问题，所以中国是没有救的，中国是不能行的。可是张五常呢？张五常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特定变种），目的是要说明中国走对路了，而且中国走的很好，是全世界的榜样，所以今天中国势不可挡。笔者在理论上在很多方面不赞同张五常（笔者坚持产业规划的前瞻指导和刺激），但张的确有三个优点，第一点是愿意到基层去观察，和真实的经济，真实的经济决策实体（企业、政府）打成一片，所以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基于实际观测现象的理论，例如县域经济竞争论（当然现在必须超越这一点，避免资源浪费），并的确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第二点是心理有自信，张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是“中国青年”，即信任中国青年是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青年，必然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第三点是对中华文化有比较深厚的功力，吟得诗做得词。其结果是，张五常对的称呼从 “毛”变成“老毛”再变成“毛主席”，对中国现实经济制度称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制度”，把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为“最勤奋最努力最有希望的官员”，日渐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举世奇迹，实际上开始修正自己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强政府先行的必要性，同时天天骂南方派喜欢吹捧的（骂的法币和金圆券是“冇锚飞砣”），骂南方系热爱的民主国家印度是个“病入膏肓”的国家，这让吹捧他的南方系情何以堪啊。我捧一个学者，是要让他大骂中国的，他偏偏要说中国的好，是可忍孰不可忍，赶快换人。这就换上了陈志武。陈志武和南方派可谓心心相印，他坚守纯而又纯的“自由经济原则”，对于政府搞基建工程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服从理论，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一定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现实的观测有误，因此，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大笔书写《金融的逻辑》，最重要的是，他大力主张中国衰亡论，西方优越论，《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因为你们的文明没有学习西方啊，你们还不够印度啊，你们还不懂“金融工具”啊，你们的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打开啊。这样难得的“人才”，即使他的普通话说的惨不忍睹，也一样能够包装上央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年底以后，陈志武的书是一本一本的出，巡回演讲是一次又一次的做，电视一次又一次的上，反倒是张老先生慢慢被拦在幕后，不让上镜了。

　　与陈志武类似的唱衰型，还有不少，最严重的应该是许小年、稍微次之的是哈继铭，此外还有财经畅销书作家吴晓波和“良心元老”吴敬琏，以及2010年突然频频上镜的招商局前董事长秦晓。这些人唱衰的多了，原来对他们还比较待见的一些人，比如中国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人，也懒得听这种怨天尤人的讲座了，直到最后轰他们出门好歹我也是要赚钱的，整天听你说些丧气话做什么？现在还出来吹捧他们的，主要是媒体人、中国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型转型国企（招商、华润、中粮等为主，其中不少企业反而是丧失中国主体性的典型）、以及利益丰厚的暴利行业中喜欢玩一些自由派文化的人（例如SOHO中国的潘石屹），这些实体基本上都是丢掉自己自信心的实体，或者饭混得太舒服开始大谈“何不食肉糜”的文化论调的实体。正是这样，这批原来的右翼经济思想群体，正式分裂成中国派（相对少数）和反中国派（为数不少）。

　　有活力的机构必须积极和现实的因素形成互动，提供积极促进的思想产品。跟不上中国的形势，走向反中国派，最后是穷途末路，死路一条，而这个机构也必然逐渐衰亡。北京大学的一个知名的经济学科研究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中心在2004年1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极盛期，它的院庆比北大的校庆更隆重。但随后的几年里，逐渐和中国的基本面脱节。到2008年之后，由于人事变更波动，体制转换，实际上是虚化掉了，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有生力量学生，已经不再有曾经的相对乐观的情怀了（在21世纪初的时候，因为他们在那个接轨至上的环境下是佼佼者，出国优先，所以个人心态都比较积极），日渐接近于笔者曾经所说 “在意识形态上自由市场，在生活态度犬儒放荡，在审美趣味上悠闲小资，在社会问题上假善慈悲，在问题解决上围观起哄，在建设组织上无所作为，在正义道德上没有善恶之分”的典型反中国人群，这是最让人忧虑的。当然，这个机构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能够有一群心态比较积极的学者，跟上形势，抓住关键问题进行专研，也不排除凤凰涅槃，脱胎换骨，以新的面貌与中国形成正面呼应。

　　事实上，这批丧失了自信力，和南方派共同摧毁中国信心的自由经济“反中国”派，很有可能和他们原来的“敌人”结合。最近2年，或被冠以称呼的一些实体如乌有之乡、等也逐渐显露出大唱中国绝望论的调型。乌有之乡为了前30年而否定现在的任何成就，则历来唱衰中国，但又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总是画一个遥远的，模模糊糊的大饼，告诉你“这才是理想国家、文明国家”，事实上，即便是他当年鼓吹的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私有化时的“黄金股”制度，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神奇功能英国的整体产业是相对衰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新企业出现（移动通信时代崛起的沃达丰是主靠兼并收购扩张的运营商），笔者预期，未来几年，我们很可能的会神奇的看到南方派与乌有之乡握手言和，和握手言和，共同组成反中国派。笔者谈到在国外有所谓“左右合流”，在中国也有“左右合流”，即反中国的失去自信力的两批人的合流。 的分裂，集中表现在对于印度的态度上，因为这是一个人口规模和我国差不多，在60多年前同样面临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国家。南方派对于印度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基调是褒扬、肯定乃至做羡慕状。理由无非这个国家是所谓的“民主制”，老百姓有“居住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软件产业不错等等，这也都是一些和历史乃至现实基本相悖的陈词滥调。而很多军事论坛的网友，则从很多照片出发，朴实的指出了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贫民窟特别多啊（中国也是有贫民区（棚户区）的，包括北京、大同等地都存在过，但和印度的大规模农村贫民移动到城市形成的贫民区相比，其成因和规模都无法相比），火车顶上密密麻麻坐满人啊等等。而张五常则在80年代直言“印度（许可证）模式”是最失败的经济制度。但这些只言片语很难联成一个完整连续的图画，让人不知因果，各说各话。笔者在这里斗胆勾勒一下印度近60年来的历史大轮廓，供大家参考。

　　印度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今天印度疆域内的人民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点是处于同一统治者统治下的，这也使得现代印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颇为艰难，甚至比中国更难。现代印度60年的历史基本可以分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尼赫鲁家族统治的阶段（包含英迪拉甘地统治的早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印度依靠一个绝对威望的领导人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安定了下来，那个时候印度整体上下是比较充满了希望的（也是大部分新独立亚非国家的特点），大家都希望变好。可是尼赫鲁一手要搞英国绅士的议会代议制，一手又要推进国家主导的苏联式工业化，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印度旧有的地主阶级没有解决，在这种地主可以长期扯皮的环境下，连美国式的企业主导的工业化都搞不成，更不要说苏联式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了，同期，这个阶段末了，印度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二不像。归根结底是尼赫鲁作为政治家过分迷恋形式和名头，没有果断的政治决心和执行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日益拥挤，对于能源、工业品的需求日益紧张，对外收支非常困难，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靠世界银行的援助生存，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上台以后，虽然是女强人，但驾驭能力也是有限的，表现为朝令夕改，颜面尽失，在人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绝育政策民心丧尽，中央权威逐渐瓦解，国大党不再一党独大，地方性政党纷纷出现，利用尼赫鲁主张的联邦代议制，从下到上占领政治舞台，同时，6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西方文化开始以（女性）知识分子、NGO的形态提前进入印度，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了“（舆论）第四权”，即大搞“垄断正义”的社会运动（和南方派想在中国干的事情有点像），这下，原来没有清干净的地主阶层、为各自地方、乃至地方的小团体（种姓）说话的自私自利，为小我可以毁掉大我的地方政党、以及披着时髦的西方“正义” 衣裳的海内海外NGO们整天闹成一团，再加上尼赫鲁时期的对外登峰造极的“许可证”制度，让印度进入一个“互相拆台”而不是“互相支持”的状态，尼赫鲁家族的二代（甘地夫人）和三代（甘地帅哥）先后被杀，政局乱成一团，印度的经济正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后期加速堕落，直到90年代初几乎陷入危机状态（外汇储备极端不足，难以支付必需品的进口）。张五常在回香港任教以后把印度当做典型反面案例就是这个时期。

　　在80年代中后期印度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在缝隙里一些归国人员杀出了两条血路，就是软件外包业和（仿造药）制药业，尤其以前者闻名。不过正是因为印度扯皮了几十年，不可能形成以基础设施为前提或催化剂的连续的产业链条（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中国和印度同样是代工“利润只有1美元”但有本质区别，值得一看，因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意义的不是利润而是营收及其在产业链条上下游上的分配）。这些产业在92年印度改革开放以后成为领军先锋，同时，印度的一些或老或新的综合多元集团开始逐渐涉足印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意（如老牌的塔塔财团、当流氓进行原始积累的安巴尼家族的信实集团、新兴崛起的米塔尔钢铁集团等），1998年的印巴核危机给印度上层的自信力再打一针强心剂，2003年以后印度房市和股市的高涨加速了印度现代城市的扩张和膨胀，所有这些元素构成了今天龙象之争中大象一方的物质“底牌”。如要了解历史和现状的更多细节，笔者推荐infosys集团（印度软件业四大巨头之一）的总裁南丹写的著作《与世界同步》。那么印度的未来怎么办呢？在笔者看来，印度的未来，既不在那些喋喋不休指责这指责那的海外印度文科教授（通常是“文化”，在印度扮演了《南方周末》+“乌有之乡”的功能，比如有个特别受美国自由派待见的名叫罗伊（Arundhati Roy）的美女“文学家”，近乎叛国倒是很像南方系的长平与央视的柴静的合体），也不完全在于现在非常时髦的软件外包行业，而在于它的工业化力量和中国工程服务外包力量的结合。换句话说，印度要有未来，一定是中国帮它建的！由于“文化左翼分子”和地方性政党及利益集团的拉扯，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一塌糊涂，只能靠中国的中兴华为和东方电气等企业帮他铺工业化的基础。反过来说，中国的确可能早就自己给自己造出来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毕竟印度青年学习是很勤奋的，次大陆上天才如云，如果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就有了经济机会，也会有提升自我的教育机会，印度经济成长爆炸的时刻有可能在中国铺好地毯后到来。如何应对，中国要未雨绸缪，提前思索为我所用的计策。

　　作者：lxl285749时间：2013-01-07 23:00:33去过欧美国家的朋友都一个体会，凡是涉及到中国话题是，他们的媒体论调都出奇的一致，好像有一个人在统一指挥样，西方 不是强调民主自由吗，怎么没有不同声音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西方大大小小的媒体，他们背后都是被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控 制，这些资本家在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中国的发展崛起他们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反观国内一些媒体在一些问题上与西 方遥相呼应，做出甚至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事，还有一些人是原本只能在美国底层混的家伙，可是一到中国就人模狗样了，参 加一些大型选秀活动、出书、办讲座等等误导舆论活动。楼主：好久不来TY时间：2013-01-07 23:00:41未来的机遇

　　在这个段子里，人民“具有代表性”的物品是什么呢？是香奈儿香水。这个商品是中国哪个阶层的人可以享受的？再下来的商品则是汽车，这个商品的受众可能更广一些，不过中国最广大人民尤其是最具有潜力的消费群体二三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需要的是小排量汽车，这是收到各种优惠的。这些案例活生生的说明了南方派根本不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只代表了在过去十多年里面获得了相当既得好处的一线城市为主的一部分特定行业的群体，这些行业人员平时比较闲，有时间上网尤其是手机上网，他们被如获至宝的外国记者们称呼为Netizen，并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当然，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牡丹”味大概是一种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陈词滥调式的中国表现形态，特点是有点呆气，表现思想固化，好像中国只有那么几个可以拿出来的东西，80年代以后出国搞世博会就是如此（可以去搜索历届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90年代随着张艺谋的一些影视作品的出现，这种表现中国的艺术思路达到了顶峰。的确，有的时候用一用这种手法效果是很不错的，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即便是国色天香，用多了就腻了。这和清宫戏看多了会反胃是一个道理。这次国家宣传片无论从整体格调还是整个构图来看，没有太摆脱这种风格。就算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也不仅仅只有牡丹味的工笔画，山水味的水墨画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用呢？

　　而那个长片子则更突出的表现了设计人员的整体问题：我的国家宣传片是要向西方人解释中国现状的，“我们比你们还有距离，但有了成就，正在努力”。西方人吃你这一套吗？你走这条路就上钩了，那就是送上门去，西方人不捏死你的痛脚很很敲诈才怪。西方人特别是其中最有实力的美国人担心的是什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要复兴起来把欧洲为中心衍生出来的三百年的世界统治地位给颠覆了。在这种文明的兴衰沉浮中，什么样的文明才能得到最大的敬重？是自信的文明，大度的文明，而不是弯腰的文明，陪笑的文明，当然也不是武夫的文明。文明的交手是吃硬不吃软的。

　　中国的国家宣传片走这样一个思路，虽然拍摄者可能有外国的设计公司，但其中写内容的肯定有中国人，他们在定格调中起了决定作用。根据观察，中国的确缺乏合格的，与自己的地位和将要获得的地位匹配的艺术人才，这是过去20-30年的历史因素决定的。中国的艺术人才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主体的，价值观也难免跟随着西方一起浮动，一大堆人搞起了“后现代”，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比如拍个纪录片就得要悲惨的，否则自己道德上就站不住。这其实是欧洲这个已经走向衰颓的文明对应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放到中国，自然就打不开思路。笔者曾经和一些想拍纪录片的艺术类学生交流过，他们都说，自己找不到题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社会，不了解中国的变化到底在哪里整天在798混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新知识的。事实上，中国有很多需求，有很多题材。就拿身边的事物来说，你真的了解春运吗？春运起源于哪一年？为什么？以后会怎么走？为什么？你了解龙芯吗？它走到什么地步了？它未来将爆发你知道吗？怎么表现它？80后是什么样的人？谁才是80后学习的代表？80后只有韩寒吗？那是南方派告诉你的！你应当去发现前进的80后。

　　看到希望是人们的天性，更是中国这个整体向上的文明的天性。渲染悲观，渲染绝望，试图进口中国人民不能够真正心灵感通的基督教，是南方派的死穴。这也是南方派无论如何无法超越的池子只要他们还是南方派，他们就不可能超过这个自我划定的牢笼一步。悲凉、自叹，这和中华民族喜欢喜庆的民族性格格不入。人民已经无法忍受南方派散布的失败主义和让人厌烦的非理性主义。就算他们期待的友邦人士如加藤嘉一，也无比鄙视这样的人，那句“北大没有精英”，其实送给的就是那些被南方派影响的北大学生。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特别是未来中国的，只有精神饱满，自信自强的“中国派”。

　　机遇是存在的，新出现的中国派及其传媒代表人物，将发掘中国的新事物，探讨中国的真问题，并提供严肃认真的方案，同时吸纳全世界各种先进有趣的表达手法，为我所用。中国派将联合那些非南方系的青年媒体工作人员和艺术人员，结尾联盟，同时也高度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力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得体制内外各家报纸的年轻有生力量找到希望，看到奋斗的目标。同时，也需要亲自培养新的媒体创作人才，在各大院校以各种形式开课，形成多层次的人才结构。挑起中国派媒体的大旗，是当仁不让的义务，一方面与南方派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南”大战，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队伍，这是中国派媒体未来一段时间的任务。有利的一面在我们手里，而不再南方派手里，中国派下的就是明棋，正正当当，南方派的集体沉默期就是中国派的媒体的奋发生长期，南方派的群魔乱舞期则是中国派媒体的短兵相接期。南方派的标语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这是一个笑话，跟着一群没有自我信心的人，一群天天想自杀并且股东他的国家、社会、民族、文明区自杀的人，是不可能读懂中国的。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自己，首先要读懂内心，首先要读懂自信，这是中国派的原则，是中国派的未来大道。